向所有被时代污辱和伤害的人致敬(乔海燕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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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曾经在一家省立专科医院工作，做麻醉医生。

八十年代初期，我们麻醉科调进一位女医生，是从信阳地区一个县的公社卫生院调来。

女医生个子不高，四十多岁的年纪，走路似不灵便，话也不多。第一次在早会上与大家见面，科主任热情介绍。该她说了，她嚅嗫着，说不出话。

女医生面色微黑，仔细看，还有些点点，俗话叫“麻子”，看着面相显老。她一进手术室，就捂上个大口罩，口罩上沿与下眼睑齐平，下沿盖着半截脖子。她不像我们，爱穿洗手衣，宽松、简单，她专门拣那种袖口有松紧，有腰带，背后系带齐全的手术衣穿，还长长的拖到脚面，浑身捂得严严实实。

女医生姓郑，麻醉科的同事，当面称呼“郑医生”，背后说起，都叫“郑老太太”，简称“老太太”。科主任客气，称呼她“老郑”。叫的时间长了，年轻人又口无遮拦，加上手术室的护士也知道了，跟着胡乱叫，就漏了口风。郑医生听到，不愠不恼，只笑笑，还说，咱们科里就我的岁数大嘛。那走了嘴的人，反而不好意思。

有一次填履历表，我偷看郑医生的，学历一栏写着“大学毕业”，再看，原来还是河南医学院医疗系，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。当时，在我们麻醉科，这个学历无疑是最高啦。

郑医生开始工作没几天，我就发现她对麻醉很陌生，工作程序不熟悉，手脚也不灵便。我倒不以为然。麻醉太专业化了，工作有风险，即使有临床经验的医生，也不是一上手就能适应。科主任叫她和着我编一组，先熟悉工作，叫我带她。又悄悄向我交代，老郑一直是赤脚医生，现在粉碎四人帮了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又解决两地分居，才从农村调进来，虽然大学毕业十几年了，没有在临床干过，你带着她，千万别出事。

千万别出事！这是科主任交代给我的，一点不像医生说的话！把我吓出一身汗。

我们医院是以治疗胸部肿瘤为主的专业医院，每天都有十几台开胸手术。开胸手术用全身麻醉加气管插管，行人工呼吸管理，这是常规，是我们医院麻醉医生最熟练的活儿。就这样的一个操作，郑医生就是通不过，那个管怎么就插不进去。有一次，我下定决心，做了最细致的准备，提前和巡回护士打招呼，叫大家专心配合。但是，诱导药注射完，她还是没有插进去，我咬牙叫她插第二次，还是不行。我看她满脸通红，紧张的眼光都有些散漫了，话也说不出来。我也不敢再做第三次了，叫病人躺在手术室，一直到完全清醒，再和医生商量改日。

外科医生不干了！吵吵嚷嚷，告状告到高大哥那里。大哥是他们科主任，接了状子，来找我们科主任，如此这般说了一通。我们科主任就把我和郑医生调去做普外手术麻醉。第二天早会，科主任宣布调整，我也没说什么。科主任本来是好心，觉得我技术还行，叫我带个新人，带好了，他也好起用我，这下可好，我被拖下水了。我也理解，麻醉的事将就不得，稍有闪失就是人命关天。早会上，郑医生挨着我，低头不语。开完会，她跟在我后面一个劲的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岁数的人了，我又可怜她。

噩梦没有因为到普外而结束。郑医生上的第一例普外手术，是胃切除，使用硬膜外麻醉。因为穿刺点在胸椎了，比较高，脊柱的棘突在这个位置已经很倾斜了，她怎么都扎不进去。我看着她受的姿势别扭，指头伸直弯曲都受限制。只好接手过来。后来，我发现，凡是腰以上部位的硬膜外穿刺，郑医生都感到很难，一是掌握不住棘突的倾斜度，二是手没有力气，送不进去针。无奈，我们只好落到陪妇产科打发日子的地步，偶尔有直肠手术，我们也能拾几个。

我有点生气，又不好向郑医生发脾气，毕竟她岁数大嘛。问她，你毕业这十几年，都做什么呢？她告诉我，一直在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，那个医院连她只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个人还是革委会主任，她管看病，兼兽医，还管计划生育，另外一个人是赤脚医生，管司药，兼勤杂、做饭、给主任看孩子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医院开始改革了。听了院长的动员，全院人人振奋。现在说起改革，辉煌的不得了，伟大的不得了。其实，在三十年前，改革对于我们这些当医生的人来说，就是能凭本事多挣点钱了。我们医院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就是“加手术”。因为病人太多，按照正常工作日安排手术，病人等的时间比较长。医务处决定，每天下班后，还有星期天，可以加手术。病人要求加手术的，需要另外交一笔钱。我记得，一个食管手术，加一百五十块，一个甲状腺瘤，加三十块。这个额外的钱，医院抽走60％，剩下40％，由参加手术的人分，按照责任、重要性分配。麻醉医生被排在分配的第二位置上。

麻醉医生的位置一下子被提高，大家都很高兴。科主任宣布这个改革的细则时，每个人都在心里算计着自己的收入，好像就要买房子置地一样。

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立竿见影的享受改革。这种加班手术，全是在下班后或者星期天，对个人能力和业务水平就有了要求。小手术一个人还可以应付，大手术，麻醉医生必须是两个人，另外一个是助手。这一点，大家都没有异议，日常排班就是这样，谁也不敢为钱而坏了规矩。但是，两个人谁和谁搭配，需要科主任分配。有人建议自由搭配，响应者不少，科主任不同意。最后形成折中，自由组合，科主任调剂，最后批准。这个方案，医务处也同意了。

再往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，郑医生落选了，没有人主动和她搭班，连我都没有。

那几天，我几次看见科主任和她在办公室谈话，隐约看见她拭面。我心里酸酸的，也有疑问，一个全日制毕业的大学生，即使当了几年赤脚医生，业务也不至于荒疏到如此地步啊！

科主任找我商量，希望我能带上郑医生，叫她也搭上改革的快车，沐浴改革的春风。我有点犹豫，主要怕担风险，白天人多，即使助手不行，马上还可以喊来其他人；晚上就一个人，万一真出现险情，助手不强，我就会陷入为难境地。

还是科主任有办法，叫我同时带两个人，一个郑医生，再分给我一个进修生，这样，我靠着人头占手术数量。科主任安慰我，你不会吃亏，多一个人，手术就多嘛，另外，进修生光干活，不参加分配啊。

这个方案开始没几天，又出事了。手术科室有意见了。本来，加班手术，各个手术科室把业务能力差的医生都暂时排除在外，上台的都是能单打独斗的。也难怪，晚上加个手术，到半夜下来，你要是连单独处理病人的能力都没有，谁敢安排你上呢？

手术科室看到我们麻醉科这样凑合安排，不放心，也不满意。意见反映到医务处，又回到麻醉科。终于，郑医生彻底落选了。科主任给她安排了一个准备班，连白天的手术也不叫她上了，就在准备间为大家准备器械、药品。

改革的第一个月，我因为加班手术增加了将近一百块钱的收入，要知道，那时候我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块啊！

全科室人人笑逐颜开，相互悄悄打听着收入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加班手术，落下来的也不是郑医生一个人。我看有几个人低着头，不愿意多说话，只埋头工作。

那时候，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，我早就知道“改革”这个词和它的含义，也每每为改革欢呼。真没有想到，到了我身边，改革竟成为这样！

一天，我见郑医生没有来上班，问主任，知道她病了，请了几天假。她自进麻醉科，就和我搭班，又因为落选加班手术的事，我心里总觉得欠她点什么。听说她病了，就准备去她家看望。主任也一个劲撺掇我去。

郑医生家在城郊，市农机站的家属院。我下班后骑车去，找到地方天已经黑了。这里很偏僻，此时更是冷清。院子里，地面被拖拉机划出一道道深沟。院子尽头有一排平房，黑着灯。只有最西头一间亮着灯，那就是郑医生的家。

我敲门进去，看见郑医生躺在床上。她见我来，欢呼起来，忙从床上准备挪下来。她爱人正蹲在一个煤火炉旁，大概在熬药，忙过来和我招呼，又劝郑医生不要下来。

这是一间房子，大概有十几米的面积，一张大床，一张小床，一张书桌。灯下，有两个孩子在写作业，一个女孩大点，一个男孩，看见我，睁大眼睛看。

郑医生在小床上半靠着，腿上搭着一床被子，额头围着毛巾，原本微黑的脸膛，在病中显得黑惨惨的。

我把带来的水果、点心等交代给郑医生，说，水果是主任叫买的，点心是科里同事凑钱买的，大家都问你好，叫你安心养病。

我说的是实话。科里那些人，虽说有一两个狠心贼，但是，大部分都是好人。

往下，我们就闲聊起来。郑医生的爱人老王告诉我，郑医生大学毕业后，就分配到县医院工作，原先也是做临床，内科，工作还比较满意，后来，因为他在一个公社农机站工作，离县城远，又在一次事故中受伤，摔坏了腰，为了照看他，郑医生就要求调到公社卫生院了。

老王苦笑说，我是农学院毕业，学农机的，进学校的时候，宣传画上是麦田里的红色康拜因，麦浪滚滚，口号是农业机械化，看得我热血沸腾。等毕业到了下面，哪有什么康拜因？全公社只有三台锅驼机，还是烧木柴的。

我看郑医生靠着床头，看着老王讲，一句话不说。

老王又说，郑医生在公社卫生院一干就是十年，业务全丢了，还落下一身病，尤其是风湿性关节炎，行动很不方便。

我突然想起，她在麻醉操作时手指头不灵便，腿也拐拐的，需要手脚使劲的时候，浑身使不上劲。

现在说啥都晚了，可那时候，也真没有其它路可走。郑医生叹息。她对我说，因为老王摔伤后，行动起居都需要人照顾，又要吃药，她只好放弃专业，来到他身边，在公社卫生院，又是人医，又是兽医，到最后几年，我们两个什么都干不了，孩子上学没有地方，工作没有事可做，又得了病，还没有地方治病，只好闲着。

老王说，她还干计划生育，你应该知道，在农村管计划生育，不是人干的活，简直是在地狱里熬年月。

没有一点办法调回城市？我小心问，这个问话有点敏感。

郑医生又一声叹息，说，我们俩都不是那样的人，找人，找关系，托人，送礼，我们都不会，连门儿都没有。

我看见书桌的台灯旁有一个小小的镜框，里面有一张黑白照片。仔细看，是一个年轻姑娘，满脸阳光，穿着碎花布的连衣裙，浑身的青春随着衣裙飘动，一条长辫子搭在胸前，站在河南医学院的大门口。无论用那个年代的标准评价照片中的姑娘，都可以说得上“漂亮”。

我问郑医生，这是你的照片吗？

郑医生脸上泛着光亮，点点头，说，这是毕业那一年的五四青年节，我们学校和农学院开营火晚会，他给我照的。

我发现，郑医生说这话时，眼睛里充满了闪光的神彩，充满了喜悦。

爸爸和妈妈在晚会还表演了节目。在一旁的女儿突然说。

是吗？什么节目？我问。

妈妈唱歌，爸爸吹口琴伴奏。女儿兴奋的说。

现在还会吗，吹一段听听。

两个孩子听说，欢呼起来，爸爸吹口琴喽！妈妈唱歌喽！儿子抢着找口琴。

老王想推，郑医生像个小姑娘那样，满脸通红，晃着他的胳膊，撒娇，吹一个嘛，吹一个嘛。

口琴拿来了，是一支老牌的国光口琴，老王试试音，开始吹。女儿又给他一只杯子，扣在口琴后面，增加共鸣。

他吹的是苏联电影《晴朗的夏天》的插曲，那个年代的青年，大概都熟悉这一类歌曲：

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唱，

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。

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，

飞到那遥远的地方……

我也很熟悉这支歌。初下乡当知青时，心头悲愤难解，我们唱“三套车”。一年以后，就开始唱“晴朗的夏天”，还有《保尔.柯察金》的插曲“故乡”。

老王吹着，微微晃动身子，手指晃着颤音，郑医生轻轻跟着唱，两个孩子也唱起来：

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我们并不惋惜，

我们生活的友谊就在那行军路上，

那道路引导我们奔向远方……

郑医生的眼里盈满泪水，顺着面颊往下流，但是，她脸上那种甜蜜和怀念的幸福感，却是宁静的，安详的。女儿拿着一块手帕，替她拭去泪水。

老王已经忘情了，眯着眼，站在屋子中间，捧着口琴吹。他已经换了另外一支曲子，郑医生和女儿还伴着他唱。

青春回到他们身上。刚开始听老王说，我还以为对他和郑医生来说，青春是干枯、艰涩的，盲目而没有色彩，不堪回首。但是，眼前看到的这一幕，却使我相信，他们的青春像我们，像你们，像他们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，充满了理想、美丽、爱情，还有希望。

我能想象，在熊熊燃烧的营火旁，一位年轻的姑娘在唱，她的男友在旁边为她伴奏，围着营火的是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，一群青春的大学生。苍穹无垠，繁星闪烁，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和青青的草地。两个年轻的心，被希望充盈，被事业激动，憧憬着未来……

当年，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岁月，把自己的青春扔在荒山野岭，扔在了那片怎么也捂不热的穷乡僻壤。社会喊着震天的口号，举着漫天的红旗，把他们带进去，又遗忘了他们，把他们丢弃在那里。他们咬着牙，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。他们本应该被尊敬，被社会承认，他们年轻时的贡献，现在应该有回报。但是，社会昧着良心，又一次拒绝承认他们，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“改革”，宣布他们落伍，对他们关上大门。──过去时丢弃他们，现在是拒绝他们，社会的正反两面都推开他们，他们面临着被这个时代淘汰……

这里没有是非，也没有对错。这里只有对人心的拷问，对人的良心的拷问。在郑医生唱歌的时候，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她周围举起了自己的问号。

我没有想到，我们在电视上、报纸上欢呼的改革，到了我面前，第一个伤到的竟是一个弱者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龙应台女士那句话：向所有被时代践踏、污辱、伤害的人致敬。就在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的扉页上。

所有的中国人，都应该在龙应台女士的这句话面前扪心自问。

上中学了吗？我问郑医生的女儿。

初三了。她回答。

好好学习，争取考上大学。我鼓励她，也是安慰。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。

我要考医学院。她仰着脸，认真说，又说，给我妈妈和爸爸看病。

一个热浪头涌到嗓子眼，我说不出话来，只有连连点头……
乔海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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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实话，当我看完全文，我有哭的感觉，真的，中国普通人太不容易了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