群体事件下的中国国企改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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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4日，中国国有企业通钢集团发生工人示威的群体事件，在与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委派的总经理陈国军对话中，后者遭到职工群殴，伤重死亡。

　　这无疑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。因为对于事件的参与各方来说，没有赢家。

　　事件的起因是民企建龙集团对通钢的二次收购激起了工人的反对。这些年来，民企收购国企这不是第一起，但竟至于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，并将总经理群殴而死，却创了首例，需要我们反思其中的原委。

　　从报道提供的有限信息来看，陈之死或许部分要归咎于其和工人对话时的言辞过激。然而，建龙的短视和“出尔反尔”以及做出这次不理智不成熟的收购决策的有关部门，应该为陈之死和此次示威事件的发生真正负责。

工人视为“恶意收购”

　　我这么说并非一概反对民企收购国企，但建龙在收购通钢中确实表现出了其短视和“出尔反尔”的一面。建龙收购通钢，这不是第一次，在2005年，建龙就进入通钢，持有后者36.19％的股权，成为第二大股东。或许是建龙时运不好，遇到金融危机，在其进入后，通钢连续遭遇亏损，建龙于是在去年用通钢的部分资产设立新区，与老区实行不同的工资标准，通钢工人的工资被减到每月人均300元，这自然会引起工人的不满。今年3月，建龙从通钢撤股，可令建龙没想到的是，由于国家钢铁产业振兴政策的出台，钢铁行业开始复苏，通钢也于6月份盈利，建龙7月又谋求收购整个通钢集团，而且这次是控股。

　　在工人们看来，建龙在榨干了通钢后将其抛弃，又在其形势稍有好转后“摘果子”，而且还威胁要把他们全部开除，这一系列的表现，无疑是一种恶意收购。

　　比起建龙来，吉林有关部门在通钢收购一事上的决策更是欠考虑。2005年的那次收购，使通钢本有个良好的股权结构——吉林省国资委持有46.64％的股权，华融资产经营公司持有14.6％的股权，浙江建龙钢铁公司持有36.19％的股权，通钢集团管理层持有2.57％的股权——实现了国有、民营、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，为什么一定要私人控股呢？私人控股也就罢了，为什么在建龙3月退出通钢后，仅过三个月，又要将通钢卖给它，而且不向工人解释？吉林地方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表现，同样让人匪夷所思。

政府支持民企并购国企
近些年来，民企并购国企作为改造国企和推进民企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，被认为对搞活国企、发展民企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尤其对钢铁行业来说，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，更需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。
　　另外，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，民企进入国资领域，也需要政府的支持、引导与协调。这都没有什么不对。

　　然而，政府的支持、引导与协调，不是要政府对企业并购大包大揽，否则，不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，而且往往会带给企业风险。这不仅是因为，并购行为毕竟是企业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而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；更在于企业的兼并重组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，它涉及到政府、企业、管理层、职工、金融机构等多个相关主体的利益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就能够“摆平”的。

　　应该说，在国企的并购和改制中，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做好职工的思想动员、政策把关、督促指导和重大事项的协调处理等，而不是代替企业决策，更不是一手包办改制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必须听取职工的意见。因为对工人们来说，企业改制关系到其切身利益，特别是一些老工人，过去几十年的低工资，不仅是对国家的工业积累所做的贡献，也是自己个人的福利投资。企业一改制，无形之中自己的福利投资就被全部或部分剥夺了。因此，对事关职工利益的企业改革，最低限度须保证职工有知晓的权利，并对涉及到职工安置、经济补偿、社会保障、资产处置等方面的事项，向职工公开，接受他们的监督。如果他们的利益被普遍地忽略、排斥，他们的权利被普遍地遭到侵犯，怎么不会引起其抗拒？

通钢事件的教训

　　通钢事件有着金融危机的背景，但是，它之所以演化至此，更多的是吉林地方政府对国企改制的思维和观念没有改变过来，只考虑到了国企改制的迫切性，而未想到其复杂性，企图用政府的决策代替企业的决策，并在这一过程中，忽略职工的利益。网络时代，工人的权利意识明显提高，他们不再像90年代的工人那样，在自己没有同意的情况下，就将自身的权利和利益任由别人来摆布。如果政府的决策没有看到这种变化，还习惯于一切都自己说了算，那么，肯定会产生体制性风险。事实上，在通钢事件中，受损最大的是吉林地方政府。

　　现在，建龙为自己的短视而受到惩罚，吉林地方政府也为此不得不收回收购的决定。有那么多的教训在前，为什么还每次都要犯同样的低级错误？

　　网络时代的群体事件具有扩散效应，如何在民众权益意识提高的前提下推进国企改革，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管理层来说，是一个新的考验。

【个评】说来说去，无非“利益”使然。明智的人们为什么不再明智呢？……